導演的話(網上完整版)

此劇原著在外百老匯首次上演時,我才只有一歲。那時候家在石硤尾徙置區,是七層「H」形那種,廚房廁所都在外面公共地方,偶爾會聽到有人咆哮「樓下閂水喉」;全層不知道幾多戶人家,都只有大廈中間位置共用一個水龍頭,那時候洗澡浸在鋅鐵水桶裡,正是制水的時候用來儲水的那個,旁邊是一眾師奶街坊在洗衣服或洗菜;一家五口住的地方恐怕有一百平方呎吧?平常家裡很靜,但外公總會告訴我他從軍的故事,外婆會給我讀報紙,舅父在家時常彈結他唱英文歌,姨姨每星期都帶我去看一齣電影,而且左鄰右里的關係卻很融洽,人人日不閉戶,每一道門後都是孩子的遊戲天堂,對一個未上小學的孩子更加是一個快樂的天堂。每晚播新聞的時候吃飯,畫面中總有很多人在黃黃的沙漠裡沒有聲音的咆哮,很多火箭大炮飛機,很多爆炸的,無法知道他們在做什麼,反正有駱駝的地方正在打仗就是了,而且很多名字跟聖經故事一樣,什麼西奈半島、埃及、以色列、加沙、約旦河西岸、阿拉伯、叙利亞,應該是上帝住的地方吧?不過電視上還有我最愛的佳視兒童節目,還有「溫拿」、「狂潮」、「大亨」、「奮鬥」;到「歡樂今宵」的時候就要睡覺;星期日會到馬路對面的教堂上主日學,跟哥哥姐姐玩遊戲,學畫畫;偶爾飛機欖大叔來到叫賣最精彩,全幢樓的人都跑到走廊俯視他的神乎奇技,但我只能見到一粒粒的欖忽然掉到我眼前的地上,因為護牆比我高;每天陪著我還有一架黃色玩具車和一袋膠製小士兵(看到Toy’s Story的時候真的激動不已),膠地板上的圖案是戰場,綠色花紋是山,藍色花紋是河。不久隨家人搬到新型公共屋邨,最後一段時間我看見一個會飛的巨大鐵球,把對面一幢幢的大廈都砸爛,天空愈來愈大,沙塵卻愈來愈多。

這就我當時認識世界的全部,很單純,其實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年代。自二戰結束了二十年,但各地民族從來紛爭不止,美蘇冷戰、中東戰爭、石油危機、越南戰爭,民攻打民,國攻打國,無日無之。而在當時世界龍頭大國的美國本土,社會從戰勝國和經濟發展而來的優越感,卻又在越戰中泥足深陷,在國內反對聲音增加的情況下被迫撤軍,旋即又支持以色列的復國戰爭,要做世界警察,國防開支有增無減,同時面對國家經濟衰退,人民在轉型過程中吃盡苦頭。但所有新聞中的口號,最後還是須要落地看到對生活的影響,在這時期美國人生活的精神面貌,是令人更感興趣的問題。這個戲最重要的地方,是1972年一個美國城市與2014年的香港,中間竟然出奇地相似。

自六十年代嬰兒潮出生的年青人長大後,發展出主張愛與和平的左翼嬉皮士思潮,劇中曾經對世界充滿理想的四個角色,就是在這一種氣氛下成長;後來越戰失利,經濟衰退,加上在本土的猶太人復國主義的影響下,富有的猶太人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和參與日益增強,開始了金權勾結的政治現實,及以利益為先的國家政策,令國家後來再一次進入經濟增長期;在社會意識及環境蛻變的衝擊下,劇中人所面對的矛盾不單是謊言、出賣、背叛,還有一種看不見、摸不著、卻又草木皆兵的恐懼:小山丘上的樹木被拔光了,小湖被填平變成停車場,野餐的草地變了商場,本來屬於本地人的優越感逐漸消失,專利被取消了,人人金錢至上不講理想了,連打籃球都不再講戰術而講身高了,這裡還是我們曾經認識的地方嗎?我們在這裡長大、結交朋友、上學、嬉戲、那些街道、那些商店、連那些價值觀,一點一滴,溫水煮蛙,下次會輪到那一個?

劇終時TOM提及外面的天稱(即常見於建築地盤俗稱「吊雞」),就是目前「發展就是硬道理」的反映。香港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艱難,進入七八十年代的起飛,是個人人相信只要努力、便有回報的年代;九十年代至今回歸前後時期,全民炒樓炒股,做就不少百萬富翁,社會欣欣向榮;我們經歷過最美好的時候,但當年的東方之珠今日卻發展得一榻糊塗,又是什麼道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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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會考後閒著無聊,與同學在竹園參加了一個戲劇訓練班,不過很快我便發現自己對演戲其實無甚天分,一個暑假便完了。後來朋友知道自己曾經參與舞台製作,找我在一個舞蹈演出中幫忙做後台小工,反正是行行企企搬搬抬抬,工作倒輕鬆;那一次我認識了演藝學院,也見識了原來舞台燈光真的很神奇,當時的燈光設計師鼓勵我報讀演藝學院,於是93年我從演藝學院舞台燈光畢業了。半年後我加入了香港話劇團,因為當時的酒肉朋友余振球常叫我別怕從低做起,就算是小工,也要到唯一的大團去見識一下;於是一做就是五年,那五年我真是眼界大開,不單有機會和境內外的著名設計師合作,見識人家實力,更重要的是我有機會每日排練時坐在不同的導演身邊,親眼看著他們如何把一個個想法變成事實,把文字一點點的變成台上的行動,把行動串連成一場場的戲,再舉重若輕地化成各種各樣的感覺,以角色的恩怨情仇、對話歌舞、佈景服裝燈光音樂為媒,引發觀眾想像,戲劇如歌又似詩,可以是極端的行動,也可以是婉委的傾訴,或者熱血沸騰,又或感人肺腑;我還是愛我的光影世界,但我知道還有一個更廣闊的天地。於是後來赴歐洲修讀「SCENOGRAPHY」,似乎就是日後開始擔任導演工作的起點。

以「舞台美學」作為「SCENOGRAPHY」的翻譯,第一次是從張秉權博士的文章看到,相信他提出這個說法時前曾耗費不少心力,而至今我仍認為這個「概念」甚難找一個名詞去形容;有不少人對「舞台美學」一詞感到無處著力、或艱澀隱晦,因為它在理解上並未完整,而且有點誤導成份;從字面拆解,例如Photography一字,Photon是光,Graph是記錄、圖像、文字,於是攝影其實是「用光(影)寫成的記錄」;同理,Scenography的Scene是場景、也是空間,於是合成的意思就是「以空間寫成的文章」或「在空間裡的記錄」,探討的不單是場景,而是存在於(或某一特定的)空間裡的一切:形狀、顏色、光暗、氣味、符號、節奏、音樂、活動、物件、肢體、感覺… 說穿了,就是人和空間的關係;由此出發,於是廣義上建築、雕刻、繪畫、攝影、園藝、電影拍攝、電影美指、平面設計、戲劇、舞蹈、音樂等等也包括在此範圍內。來到這裡大家應該明白要用中文理解這個概念有多麻煩,任何說法也將會有Lost in Translation的情況出現。衷心希望各方高人不吝賜教,就翻譯上多給意見,讓我能終有日可以簡潔地說出其實我是什麼人。

當代香港戲劇主要參照英美劇場風格,而歐美戲劇學校,提供的多是全方位訓練,包含導演演員設計後台技術訓練,到課程最後階段,學生據自己興趣專長選擇一項專業;因此從學校畢業出來的,早就了解所有劇場的運作和自己在日後製作團隊中的位置及價值,舞台作品在藝術上的最高負責人,有演員背景的反而是少數。相反香港劇場中大多數導演也是由演員出身的,像我這樣由舞台技術出身的是極少數,這當然有歷史原因,不贅,但亦因此令一般人會想像舞台劇導演一定是文質彬彬、謙虛君子、戴著藝術家桂冠的文人。其實藝術家和一般人的分別,假如有,只不過是多了一點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的勇氣而已。

在百老匯等大型製作中,其實為數不少的導演是由編舞、作曲、編劇或舞台監督演變過來;因為舞台上可用的工具不單是語言和演員,導演還須要對其他媒體的一定認識:舞蹈、音樂,視覺、聽覺,缺一不可,舞台劇導演所關心的,不會只是劇本和演技,因為編劇和演員是兩種獨立的專業,排戲是各方面的專家互相補充的過程;導演就像探險船上能指出金銀島方向的船長,其他水手各自在崗位上發揮所長,最後一起達到目的地而找到寶藏;「Director is only the one who gives direction」,例如在角色處理上,導演只須要提出方向,希望得到的效果,具體就讓演員或設計師按要求和理解去創作;但假如導演去「教」或「示範」如何做的話,就算在今日「外行管內行」是常識的情況下,也肯定是對專業人士的不信任,必然降低作品的藝術水平;因為戲劇從來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來的。導演的工作,是把團隊中各人的天分專長放在一起,找出最動人的可能。

戲劇有時是零碎的生活感覺的具體呈現,是生活上的反思,把生命從現實與思想中提升,可以文以載道,也可以不平則鳴,似乎是上街遊行示威抗爭的激烈行動,與詩歌小說的含蓄想法,包含也平衡在兩者之間的一個選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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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年前今日,前港督麥理浩爵士辭世。「麥理浩十年」期間,廉政公署成立,從此「香港,勝在有ICAC」;十年興建公屋計劃,使當時五百萬人口中的一百五十萬人受惠;推行清潔香港運動,還親自到沙灘執垃圾宣傳;推行九年免費教育,並設立工業學校、職業先修學校,因材施教;設立郊野公園,使香港到今日還被評為最宜居城市;通過中文為法定語言,從此立法局議員可以粵語發言;訂立每週休息日、有薪年假產假,為工人創造安穩生活……我求學時驗證了由於緯度的關係,外國的月光果然更大更圓,但外國人就絕不會更好,英國人在香港不會只做好事,但香港人做壞了的事總多一點。

中學三年級,老師就教我們,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,因此沒可能有一個政府會有所有人支持,王者只不過是滿足了大部分人,因為他知道如何設法平衡那大部分人當中的利益關係;和諧穩定,從來都是由上而下的;這一點英國人固然是箇中高手,被文革革清了腦袋的中國人不明白並不稀奇,可憐是當年師從英國人的本地精英,學了老師的語言,學不了語言背後的哲學邏輯,學會了民主世界的辯論技巧,沒學到民主世界的獨立思考;無論遇到什麼事情,開口就是那一句二十年前我到內地工作經常從民工口中聽到的一句:沒辦法;不同的是緊隨會有很多很多獨到的理由,最後總不忘總結一句:還有什麼辦法?把弄髒雙手的責任都往外面推,潔癖地把自己放在高處指指點點,卻忘記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最要講究的不是潔身自愛,而是從個人身上體現、後而推己及人、再而放諸四海的一種精神,叫做承擔,受人尊重不是恩賜,是要爭取的,尤其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。

我只是適逢其會,出生在那個年頭,就如猶太人生來就是猶太人一樣,並不是所能選擇的事,我也沒有任何棧戀港英時代的理由;懷緬陶醉於過去,或是太滿意於曾經擁有,或是對未知感到無可奈何。

面對轉變,無論是循序漸進還是一步到位,人必會產生不安,過程中也因為須要作出改變而出現的陣痛;不同的人,因社會地位、年齡、性別,自然會有不同程度的不安和陣痛,不斷重覆的典型是,年長的多不想改變,年青的多希望改變,中外歷史中早重複地記載了幾千年的例子。但自為人父後,似乎更明白蘋果的象徵意義:智慧之樹長在伊甸園不是偶然,蛇纏在樹上也不是意外,有孩子的就會知道,有時寧願眼中流淚心中淌血,也會讓孩子去做他們認為要做的事,就算後果是千秋萬世的苦杯;吃一口蘋果,表面上得到的是智慧,真正的禮物是讓他們決定是否咬下去的自由。上而下的,不應該強把自己的一套價值放在未來頭上,儘管你有神一樣的能力去支配孩子這樣那樣,但是神應該有勇氣去接受和包容未來,才能得豐盛;而支撐著自己上十架的勇氣,就是愛。

在上一個殖民地時代,無論在茶餐廳午飯還是在家中獨處,例如電視播出中國女排得獎時奏起國歌,我曾經每一次不理眾人目光而站起來唱國歌的,那些年,只要國旗升起,無須洗腦,我都會自動自覺熱淚盈腔,因為我以我國家為榮。四十歲後,只不過是另一個殖民地時代,我連去想我們還剩下什麼的氣力都幾乎提不起來,這種無力感是否也是按照劇本進行?如果能像劇中人一樣,有個教練可以告訴我應該如何走下去就實在太好了。相信這是造就此劇獲得普立茲獎的原因,也是今天為大家送上這個戲的意義。

特別要感激參與翻譯的幾位朋友,他們的參與幾乎達瘋狂的地步,大大充實了整個演出;尤其還有眾位演員及製作團隊,對小弟的信任我真的無言了,有時我手指伸出來還是顫抖抖的,他們也義無反顧地往那裡栽進去。希望大家在謝幕的時候會多給他們掌聲。

溫廸倫
寫於2014年8月25日

PS, 承羲吾兒別怕,父親母親會戰鬥下去,儘管有日你家鄉會在歷史中被抹走,你將來也可以驕傲地告訴地上的人,作為香港人,我們曾經盡力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