寫在《勝者為王》- 導演的話
導演的話（網上完整版）
此劇原著在外百老匯首次上演時，我才只有一歲。那時候家在石硤尾徙置區，是七層「Ｈ」形那種，廚房廁所都在外面公共地方，偶爾會聽到有人咆哮「樓下閂水喉」；全層不知道幾多戶人家，都只有大廈中間位置共用一個水龍頭，那時候洗澡浸在鋅鐵水桶裡，正是制水的時候用來儲水的那個，旁邊是一眾師奶街坊在洗衣服或洗菜；一家五口住的地方恐怕有一百平方呎吧？平常家裡很靜，但外公總會告訴我他從軍的故事，外婆會給我讀報紙，舅父在家時常彈結他唱英文歌，姨姨每星期都帶我去看一齣電影，而且左鄰右里的關係卻很融洽，人人日不閉戶，每一道門後都是孩子的遊戲天堂，對一個未上小學的孩子更加是一個快樂的天堂。每晚播新聞的時候吃飯，畫面中總有很多人在黃黃的沙漠裡沒有聲音的咆哮，很多火箭大炮飛機，很多爆炸的，無法知道他們在做什麼，反正有駱駝的地方正在打仗就是了，而且很多名字跟聖經故事一樣，什麼西奈半島、埃及、以色列、加沙、約旦河西岸、阿拉伯、叙利亞，應該是上帝住的地方吧？不過電視上還有我最愛的佳視兒童節目，還有「溫拿」、「狂潮」、「大亨」、「奮鬥」；到「歡樂今宵」的時候就要睡覺；星期日會到馬路對面的教堂上主日學，跟哥哥姐姐玩遊戲，學畫畫；偶爾飛機欖大叔來到叫賣最精彩，全幢樓的人都跑到走廊俯視他的神乎奇技，但我只能見到一粒粒的欖忽然掉到我眼前的地上，因為護牆比我高；每天陪著我還有一架黃色玩具車和一袋膠製小士兵（看到Toy’s Story的時候真的激動不已），膠地板上的圖案是戰場，綠色花紋是山，藍色花紋是河。不久隨家人搬到新型公共屋邨，最後一段時間我看見一個會飛的巨大鐵球，把對面一幢幢的大廈都砸爛，天空愈來愈大，沙塵卻愈來愈多。
這就我當時認識世界的全部，很單純，其實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年代。自二戰結束了二十年，但各地民族從來紛爭不止，美蘇冷戰、中東戰爭、石油危機、越南戰爭，民攻打民，國攻打國，無日無之。而在當時世界龍頭大國的美國本土，社會從戰勝國和經濟發展而來的優越感，卻又在越戰中泥足深陷，在國內反對聲音增加的情況下被迫撤軍，旋即又支持以色列的復國戰爭，要做世界警察，國防開支有增無減，同時面對國家經濟衰退，人民在轉型過程中吃盡苦頭。但所有新聞中的口號，最後還是須要落地看到對生活的影響，在這時期美國人生活的精神面貌，是令人更感興趣的問題。這個戲最重要的地方，是1972年一個美國城市與2014年的香港，中間竟然出奇地相似。
自六十年代嬰兒潮出生的年青人長大後，發展出主張愛與和平的左翼嬉皮士思潮，劇中曾經對世界充滿理想的四個角色，就是在這一種氣氛下成長；後來越戰失利，經濟衰退，加上在本土的猶太人復國主義的影響下，富有的猶太人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和參與日益增強，開始了金權勾結的政治現實，及以利益為先的國家政策，令國家後來再一次進入經濟增長期；在社會意識及環境蛻變的衝擊下，劇中人所面對的矛盾不單是謊言、出賣、背叛，還有一種看不見、摸不著、卻又草木皆兵的恐懼：小山丘上的樹木被拔光了，小湖被填平變成停車場，野餐的草地變了商場，本來屬於本地人的優越感逐漸消失，專利被取消了，人人金錢至上不講理想了，連打籃球都不再講戰術而講身高了，這裡還是我們曾經認識的地方嗎？我們在這裡長大、結交朋友、上學、嬉戲、那些街道、那些商店、連那些價值觀，一點一滴，溫水煮蛙，下次會輪到那一個？
劇終時TOM提及外面的天稱（即常見於建築地盤俗稱「吊雞」），就是目前「發展就是硬道理」的反映。香港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艱難，進入七八十年代的起飛，是個人人相信只要努力、便有回報的年代；九十年代至今回歸前後時期，全民炒樓炒股，做就不少百萬富翁，社會欣欣向榮；我們經歷過最美好的時候，但當年的東方之珠今日卻發展得一榻糊塗，又是什麼道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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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會考後閒著無聊，與同學在竹園參加了一個戲劇訓練班，不過很快我便發現自己對演戲其實無甚天分，一個暑假便完了。後來朋友知道自己曾經參與舞台製作，找我在一個舞蹈演出中幫忙做後台小工，反正是行行企企搬搬抬抬，工作倒輕鬆；那一次我認識了演藝學院，也見識了原來舞台燈光真的很神奇，當時的燈光設計師鼓勵我報讀演藝學院，於是93年我從演藝學院舞台燈光畢業了。半年後我加入了香港話劇團，因為當時的酒肉朋友余振球常叫我別怕從低做起，就算是小工，也要到唯一的大團去見識一下；於是一做就是五年，那五年我真是眼界大開，不單有機會和境內外的著名設計師合作，見識人家實力，更重要的是我有機會每日排練時坐在不同的導演身邊，親眼看著他們如何把一個個想法變成事實，把文字一點點的變成台上的行動，把行動串連成一場場的戲，再舉重若輕地化成各種各樣的感覺，以角色的恩怨情仇、對話歌舞、佈景服裝燈光音樂為媒，引發觀眾想像，戲劇如歌又似詩，可以是極端的行動，也可以是婉委的傾訴，或者熱血沸騰，又或感人肺腑；我還是愛我的光影世界，但我知道還有一個更廣闊的天地。於是後來赴歐洲修讀「SCENOGRAPHY」，似乎就是日後開始擔任導演工作的起點。
以「舞台美學」作為「SCENOGRAPHY」的翻譯，第一次是從張秉權博士的文章看到，相信他提出這個說法時前曾耗費不少心力，而至今我仍認為這個「概念」甚難找一個名詞去形容；有不少人對「舞台美學」一詞感到無處著力、或艱澀隱晦，因為它在理解上並未完整，而且有點誤導成份；從字面拆解，例如Photography一字，Photon是光，Graph是記錄、圖像、文字，於是攝影其實是「用光（影）寫成的記錄」；同理，Scenography的Scene是場景、也是空間，於是合成的意思就是「以空間寫成的文章」或「在空間裡的記錄」，探討的不單是場景，而是存在於（或某一特定的）空間裡的一切：形狀、顏色、光暗、氣味、符號、節奏、音樂、活動、物件、肢體、感覺… 說穿了，就是人和空間的關係；由此出發，於是廣義上建築、雕刻、繪畫、攝影、園藝、電影拍攝、電影美指、平面設計、戲劇、舞蹈、音樂等等也包括在此範圍內。來到這裡大家應該明白要用中文理解這個概念有多麻煩，任何說法也將會有Lost in Translation的情況出現。衷心希望各方高人不吝賜教，就翻譯上多給意見，讓我能終有日可以簡潔地說出其實我是什麼人。
當代香港戲劇主要參照英美劇場風格，而歐美戲劇學校，提供的多是全方位訓練，包含導演演員設計後台技術訓練，到課程最後階段，學生據自己興趣專長選擇一項專業；因此從學校畢業出來的，早就了解所有劇場的運作和自己在日後製作團隊中的位置及價值，舞台作品在藝術上的最高負責人，有演員背景的反而是少數。相反香港劇場中大多數導演也是由演員出身的，像我這樣由舞台技術出身的是極少數，這當然有歷史原因，不贅，但亦因此令一般人會想像舞台劇導演一定是文質彬彬、謙虛君子、戴著藝術家桂冠的文人。其實藝術家和一般人的分別，假如有，只不過是多了一點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的勇氣而已。
在百老匯等大型製作中，其實為數不少的導演是由編舞、作曲、編劇或舞台監督演變過來；因為舞台上可用的工具不單是語言和演員，導演還須要對其他媒體的一定認識：舞蹈、音樂，視覺、聽覺，缺一不可，舞台劇導演所關心的，不會只是劇本和演技，因為編劇和演員是兩種獨立的專業，排戲是各方面的專家互相補充的過程；導演就像探險船上能指出金銀島方向的船長，其他水手各自在崗位上發揮所長，最後一起達到目的地而找到寶藏；「Director is only the one who gives direction」，例如在角色處理上，導演只須要提出方向，希望得到的效果，具體就讓演員或設計師按要求和理解去創作；但假如導演去「教」或「示範」如何做的話，就算在今日「外行管內行」是常識的情況下，也肯定是對專業人士的不信任，必然降低作品的藝術水平；因為戲劇從來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來的。導演的工作，是把團隊中各人的天分專長放在一起，找出最動人的可能。
戲劇有時是零碎的生活感覺的具體呈現，是生活上的反思，把生命從現實與思想中提升，可以文以載道，也可以不平則鳴，似乎是上街遊行示威抗爭的激烈行動，與詩歌小說的含蓄想法，包含也平衡在兩者之間的一個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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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年前今日，前港督麥理浩爵士辭世。「麥理浩十年」期間，廉政公署成立，從此「香港，勝在有ICAC」；十年興建公屋計劃，使當時五百萬人口中的一百五十萬人受惠；推行清潔香港運動，還親自到沙灘執垃圾宣傳；推行九年免費教育，並設立工業學校、職業先修學校，因材施教；設立郊野公園，使香港到今日還被評為最宜居城市；通過中文為法定語言，從此立法局議員可以粵語發言；訂立每週休息日、有薪年假產假，為工人創造安穩生活……我求學時驗證了由於緯度的關係，外國的月光果然更大更圓，但外國人就絕不會更好，英國人在香港不會只做好事，但香港人做壞了的事總多一點。
中學三年級，老師就教我們，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，因此沒可能有一個政府會有所有人支持，王者只不過是滿足了大部分人，因為他知道如何設法平衡那大部分人當中的利益關係；和諧穩定，從來都是由上而下的；這一點英國人固然是箇中高手，被文革革清了腦袋的中國人不明白並不稀奇，可憐是當年師從英國人的本地精英，學了老師的語言，學不了語言背後的哲學邏輯，學會了民主世界的辯論技巧，沒學到民主世界的獨立思考；無論遇到什麼事情，開口就是那一句二十年前我到內地工作經常從民工口中聽到的一句：沒辦法；不同的是緊隨會有很多很多獨到的理由，最後總不忘總結一句：還有什麼辦法？把弄髒雙手的責任都往外面推，潔癖地把自己放在高處指指點點，卻忘記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最要講究的不是潔身自愛，而是從個人身上體現、後而推己及人、再而放諸四海的一種精神，叫做承擔，受人尊重不是恩賜，是要爭取的，尤其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。
我只是適逢其會，出生在那個年頭，就如猶太人生來就是猶太人一樣，並不是所能選擇的事，我也沒有任何棧戀港英時代的理由；懷緬陶醉於過去，或是太滿意於曾經擁有，或是對未知感到無可奈何。
面對轉變，無論是循序漸進還是一步到位，人必會產生不安，過程中也因為須要作出改變而出現的陣痛；不同的人，因社會地位、年齡、性別，自然會有不同程度的不安和陣痛，不斷重覆的典型是，年長的多不想改變，年青的多希望改變，中外歷史中早重複地記載了幾千年的例子。但自為人父後，似乎更明白蘋果的象徵意義：智慧之樹長在伊甸園不是偶然，蛇纏在樹上也不是意外，有孩子的就會知道，有時寧願眼中流淚心中淌血，也會讓孩子去做他們認為要做的事，就算後果是千秋萬世的苦杯；吃一口蘋果，表面上得到的是智慧，真正的禮物是讓他們決定是否咬下去的自由。上而下的，不應該強把自己的一套價值放在未來頭上，儘管你有神一樣的能力去支配孩子這樣那樣，但是神應該有勇氣去接受和包容未來，才能得豐盛；而支撐著自己上十架的勇氣，就是愛。
在上一個殖民地時代，無論在茶餐廳午飯還是在家中獨處，例如電視播出中國女排得獎時奏起國歌，我曾經每一次不理眾人目光而站起來唱國歌的，那些年，只要國旗升起，無須洗腦，我都會自動自覺熱淚盈腔，因為我以我國家為榮。四十歲後，只不過是另一個殖民地時代，我連去想我們還剩下什麼的氣力都幾乎提不起來，這種無力感是否也是按照劇本進行？如果能像劇中人一樣，有個教練可以告訴我應該如何走下去就實在太好了。相信這是造就此劇獲得普立茲獎的原因，也是今天為大家送上這個戲的意義。
特別要感激參與翻譯的幾位朋友，他們的參與幾乎達瘋狂的地步，大大充實了整個演出；尤其還有眾位演員及製作團隊，對小弟的信任我真的無言了，有時我手指伸出來還是顫抖抖的，他們也義無反顧地往那裡栽進去。希望大家在謝幕的時候會多給他們掌聲。
溫廸倫
寫於2014年8月25日
PS, 承羲吾兒別怕，父親母親會戰鬥下去，儘管有日你家鄉會在歷史中被抹走，你將來也可以驕傲地告訴地上的人，作為香港人，我們曾經盡力過。
《原刊於三角志 2014-6-10》